“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简称，译为“思惟修”，又名“静虑”、“禅定”。禅宗的初始，可以追溯到昔日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大众皆默然不解佛意，只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与佛陀心心相印。佛陀遂告诉大众：“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梁武帝时期，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来华，中国禅宗由此开端。从初祖达摩大师到唐朝时的六祖慧能大师，差不多经过了250多年，禅宗大兴。慧能大师自身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的禅法开示录——《坛经》，却是唯一一部由中国僧人所说、后由弟子们尊称为经的佛教典籍，和佛说的经典具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坛经》的出现，使得“佛法与中国人的心理不发生丝毫的障隔，深深地契合和相应，流演于后世，没有文字语言上的障碍，也没有心理思想上的隔膜。”（曾普信：《中国禅宗小史》）人人皆可读懂，人人皆可从中获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1100多年，正是由于慧能大师，才使得中国佛教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理论的创新。
　　禅宗从唐代以来一直都非常兴盛，唐宋时期，出现五宗七家的繁荣局面。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人生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大师在《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里说：“吾华佛法，至初盛唐始完备。武宗毁后，各宗皆衰落，独禅宗水边林下，自葆其真。复经五代而入宋初，最称隆盛，不唯掩包佛教之全局，使时人知有禅而不知有佛，但以禅称。……宋、明来，不但佛教各宗皆张设门户于禅宗之信基上，即儒道二家之门户，亦张设于禅宗之信基上。”
　　中国本土文化中，儒家的“性善论”是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思想。《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性善论认为人本身自有成善的潜质，因为内心善良，外在上就能够转化为道德的自律。克己复礼，自己的行为才能够对人有利。
　　《坛经》讲：“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禅宗把中国儒家的“性善论”哲学提高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同时有很多教育人的方法，能够让人从一个自卑怯懦的性格、思想上提升，树立起成贤成圣、成佛做祖这样一个独立、崇高的人格。“本性是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黄檗禅师讲：“佛即是人，人即是佛，语默动静，一切色声尽是佛事。”百丈禅师讲：“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每个人通过修行都能够成佛。
　　这种“人成即佛成”的观点把中国佛性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人的本性中就具有佛性的思想。每个人的价值不是通过“物”的方面来表达，而是通过“心”来表达，通过参悟、通过心性的觉悟来体现。禅宗的这种革新精神非常了不起，使佛教的教理教义能够很好地与儒家“性善论”的道德观念相结合，能够把我们内在佛性的思想、内在性善的力量，外化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外化到语默动静、行住坐卧当中去，能够释放出正能量，对社会和谐、对世界和平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从实现人生价值来讲，就是把我们本性的善良、内在的佛性开采出来，长养智慧和慈悲，人就会有大愿力，就能够慢慢成为大菩萨，自利利他。
　　近代以来我们在佛学研究方面，基本以两种方法为主：一种是学术的研究方法，一种是信仰的研究方法。学术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探究、探讨佛教在社会上存在的意义，在历史上变迁的过程、面貌，以及对现代人、现代世界的意义。然后逐步来转换，让人能够了解、认识到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现代人和现代的社会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然后对佛教历史、文献、知识进行研究，产生共鸣、内心认同感。这是基本由学术界做的工作。
　　作为宗教界的出家法师或者居士，主要是阐发佛教的教理教义，将之弘扬广大。弘法要依赖于对佛教的教理教义的领纳和真实受用。所以对佛法的研究是以生命的体验、信仰的根本作为角度和前提。即对佛教的教理教义进行现代的诠释，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阐发，让现代人喜欢听，让现代人听了以后能够相信。这样学术的研究和宗教本身信仰的研究就能够产生非常好的互补作用，能够让我们对佛教多角度的研究更加全面，完整和深入。
　　禅的人生智慧，就是要培养我们对世间上面种种的境界、现象、问题的看法和认识，用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的方向，能够正确地面对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能够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实现内心的解脱和生命质量的提升。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体现。
　　
一、自信自觉，自利利他
　　“佛”本身就是觉悟的意思，即觉者。一个觉悟的人，肯定是有自信心的。慧能大师在《坛经》里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 永明大师说：“至理一言，点凡成圣。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黄檗禅师：“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 （《宛陵录》）
　　觉悟的人，他的行为不仅能够自利，同时也能够利他。《毛泽东的佛教文化观及其当代的价值》这篇文章谈到：“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毛泽东对于担任秘书的林克说过许多次，对慧能评价极高，特别赞赏慧能勇于革新的精神”，“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中，颇多相通之处。”
　　过去的这些祖师都是非常的有智慧。太虚大师说：“中国的古德每能豪迈不羁，直探诸佛诸圣诸祖的内证心源。”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制订了很多戒律，比丘二百五十条，比丘尼三百四十条。佛陀还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制定出随方毗尼，教导弟子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第二十二）但戒律的开遮随着时代和地域情况而作随缘变化，需要相当的智慧。佛教传入到中国之后，对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佛教来说，祖师们正是秉持着佛陀悲智圆融的本怀，自觉意识到当时因缘下佛教的需求和不足，用高度的智慧、忘我的精神和坚韧的行动去实践和弥补，努力推动佛教向前发展，所谓“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从源头上解决了禅僧流动不居的生活习惯，保证了出家人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不再依赖其它资源。作为中国丛林最早成型的组织管理制度和寺院僧众的日常行事规则，对于维护僧团的和合共住、如法学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很多清规的做法跟戒律的做法不同，乃至相反。例如印度佛教的戒律里说出家人不能垦土掘地，即不能从事农业工作，但清规里规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每天都要去劳动，中国的祖师带着大家去种地，干活。原因是我们中国以农立国，百姓都要去种地，如果出家人不去种地，就会受人讥嫌。在印度则不同，出家人都托钵乞食。诸如此类差别很大。
　　再如丛林寺庙里很多礼仪，本不是戒律规定，而是出自清规。因为丛林设立目的固然是供僧众生活修持，但这些礼仪实际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礼乐制度，道家乐于自然的精神，乃至宋大儒程伊川看了丛林的实际情况，便喟然感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禅宗祖师们可以说引领了划时代的变革，使佛教与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彻底完成了传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脚步，奠定了中国佛教千余年来发展的基础。
　　所以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制度的创新，实践创新。而慧能大师的《坛经》则是佛教的理论创新。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与宗教交融的结果，使佛教成为更新中华文明的强大推动力，让中国迎来了更为繁荣的隋唐盛世。
　　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注重身心体验，注重开大智慧。而西方文化则不然，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一语道破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五四运动以后，近代中国受西方文化的精神、知识影响很大，不知不觉，从过去注重智慧转变为追求拥有知识的含量，把知识做为追求物质财富的一种手段。知识和智慧不同，智慧的特质是观照抉择，对宇宙人生的种种缘起、现象以心来进行系统深入的观察、思考，认清痛苦的根源和快乐的根源，从而做出正确的分析与抉择。我们现在可能懂了很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不能转变成一种力量，不能转变成一种自利利他的力量，乃至于可能我们学的很多知识都不能应用出去。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单靠知识和技巧，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和高尚的生活。”
　　《坛经》里讲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菩提的智慧，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具足，但因为迷惑，无明烦恼，不能自己觉悟，就需要靠善知识，靠法师们为我们点拨。如果一个人内心当中没有正确的知见，即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人生观，就很容易懈怠、迷惘，对自身思想、行为取舍做出错误判断，若不及时纠正，任其放纵自流，就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
　　佛法非常注重正知见的确立。《坛经》里说：“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我们学佛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和树立正确的知见，启发人内心的善良，树立正确的认识论，矫正我们的思维体系，帮助我们进行智慧的思维，让生命的方向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宽广。
　　唐代庞蕴居士说：“凡夫共佛同，一体无有异，若论心与境，悬隔不相似。凡夫惟妄想，攀缘遍天地，常怀（贪瞋痴的）三毒心，损他将自利。”凡夫在没有觉悟之前，常常认为一定要损害别人才能够达到自利，那么佛是不一样的，“佛心常慈悲，善恶无有二，蠢动诸众生，心同一子地。六识空无生，六尘将布施，意根成妙觉，七识平等智”，“但说无上道，利他还自利，若能入理行，不动到如地。”（《庞居士语录》卷中）佛看待众生，“心同一子地”，佛心具足平等与慈悲，怜悯慈悲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独子一样。佛看到所有的众生，他自己的身语意三业都能够清净，都能够善良，无时无刻不用自己的智慧、慈悲来救助众生，哪怕一阐提的众生，他也去救度，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就有这种愿力、愿心，要来普度众生，要以救苦救难为己任，慢慢修行成就圆满，他的智慧能够跟所有众生的心去相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庞蕴居士的另外一个颂里还说：“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狮子吼，恰似木人见花鸟。木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境如如只个是，何虑菩提道不成。”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境界中，都是无分别心的，没有善恶是非的分别。人一落入到善恶是非，就会有对立，就是一种世间心，一种迷惑的根源。我们要做到内心里完全没有烦恼，无漏的智慧，纯粹都是善良。因为纯粹是善良的，所以任何的邪念恶念都没有。这种心非常了不起，就是佛心，就是佛性的开显。
　　《法华经》说：“佛陀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就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从达摩祖师传法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一直到六祖慧能，禅宗各家各派的祖师，都是要开发我们内心的善良、平等、慈悲、智慧，引导众生培养自信自觉、自利利他的能力，契入佛陀的智慧、佛陀的功德。

二、把握根本，不泥表相
　　六祖圆寂的时候告诉徒众，“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就是说，如果能够了解众生，那么就能够了解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如果我们不识众生，那么“万劫觅佛难逢”。
　　而我们凡夫因为无明，很容易被世间种种的“相”所迷惑，比如一张硬质木桌，我们看到它时，第一念不容易想到它的自体、本体、体性——它是木头的，而且非常坚硬。我们只是看到一张木头桌子外表形象而已。人的心也一样，内心的行相复杂、丰富，犹如外在的物质形象。男女老少，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形象都千差万别。我们非常容易把这些客观事物外在形象以及自己意识当中所想象的那些概念，我们所接触到的境界，当成实在的，当成自己的。这样我们对外在的事情就会很在意。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一些外境上分别、比较。慧海禅师《顿悟入道要门论》云：“曰：云何得作佛去？师曰：不用舍众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经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脱否？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心佛众生，本自一体，在自性之外，并无另外的解脱可证。我们成佛，要从内心，从一切众生份上得，也就是，我们成佛需要度众生，要帮助很多很多人，自己的福德智慧资粮才能够累积，最后才能成佛。
　　《坛经》里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坛经》里还谈到：“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处，无一不是道场，无不需要保持我们的正直心、平等心、慈悲心。要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世间，对世间是一个有作用的人，是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人，是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我们要净化自己内心的烦恼，解决内心的问题，保持心地的真诚，要同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人，改善关系，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去对待与解决。这个问题想通了，得到淡化了，事业就会越来越成功。那我们在任何行业、工作中都能善用其心，专注，欢喜，有进取心。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心要专于一行，干一行，爱一行，有不断学习和钻研的精神，要在这个行业里有成就。
　　那么如何于一切处所，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佛教告诉我们，修行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开始的，乃至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六境——色、声、香、味、触、法，都能够产生正确的了知、认知。不会乱攀缘，这是很重要的。而我们凡夫可能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听到一个好听的音声，几个小时、几天乃至几个月不能忘记。另一方面，我们听到一些不好的话，看到一个不好的人，别人一个不好的脸色，我们可能几个月乃至几年不能忘记。就是说，当我们内心没有目标时，没有分析力和判断力，我们的心就容易被外在牵引，受之左右，一个小小的境界就能够影响到我们整个身心，让我们的身心不能起正确的反应。不知不觉，自我的意识慢慢就没有了，就会迷茫困惑。
　　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一尘不染”，这个尘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无论哪一尘，只要六根去缘虑它时，被它染着了，就会带来痛苦。我们只有“一尘不染”才能解脱。六根就是人的六个工具，我们要透过这六个工具，来认识外境，犹如照相机一样，它有一个摄像镜头，镜头如果有灰尘了，我们对外界就认识不清，照片照出来就模糊了，效果就不好。我们修行最难的地方，也最不容易的地方，也是最需要下手的地方，就是在六根门头。禅宗讲“涉境不执着”，我们学佛法，就是要逐步培养这种不分别、不执着的智慧力量，觉照的能力。觉悟的能力高了，我们智慧广大，就不会被一些很细小的事情障碍住、束缚住。所以禅宗祖师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要让我们六根缘六境的时候不要执着。
　　禅宗的方法非常多，过去的禅宗祖师调教弟子，拍拍手，吼一声，给你骂一顿，或者掷一把斧子，甚至把你揍一顿，为何会这样？“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我们的这颗心，念念迁流，念念不停，不是善念，就是恶念。思量一切事，易生一切烦恼。实际上禅宗所用的种种方法就是要让我们止息妄想，引导人觉悟。在一种非常规思维状态下，打破妄想。让妄想烦恼的洪流止息，才能步入正确思维状态。然后对佛法的本意，对我们内心的佛性，自性，多一分信仰，多一分虔诚，多一分尊重，能够让佛法的命脉在师徒的内心当中延续，继承，发展。
　　禅宗以心传心的法门，同时也影响到中华文化中儒道的传承。太虚大师在《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里谈到:“禅宗乃是重在参究人生根本的原理，使人自己研究，于此求得发明后，方可论学。……周、张、程、朱皆用过佛教禅宗之方法。如二程往礼周濂溪，周即命参‘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宋前的道家，不过是采药、练气而已。至宋朝之后，亦大变其方针，皆言性命双修，……其修性亦袭禅宗而貌似也。”禅宗的“心性”理论，心性的思想，使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转变的一个过程。而儒家则结合了禅宗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并为宋朝以后构建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我们中国的人文思想，过去儒家讲“仁爱之心”，佛教讲“慈悲之心”，道家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慈悲和仁爱实际上是一致的，与“善利万物”也是一致的。仁者爱人，儒家所谈到的“爱人”与西方所谈到的“爱人”意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仁民爱物”，“善者吾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矣。”是没有前提的，无私无我，所以都非常了不起。现今时代，人们都崇尚自由，我们用佛性的思想、慈悲的精神，令自己内在得到解脱，解脱痛苦、烦恼、习气、毛病，解脱我们不如理的思维，把身心上这些多余的、杂染的、有障碍的、不需要的东西去掉，内在才能够自主、自在，得到真正的、最大的自由。而且我们与佛法相应，当下就能够得到解脱，得到快乐、平安、吉祥，得到自在的欢喜。佛法带给我们的自由、自在，远远要超越西方的自由。西方的自由是靠外在的条件来诠释它的含义的，是根据人的文化知识、肤色、性别、年龄、社会关系，来获得相应的自由度的。而佛教里所谈到的自由，完全是在我们内心中来显示的。
　　所以，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不能把它当成一种旧文化来看，它恰恰是一个新文化的源泉，历久弥新。真理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它是永恒的，是来自于我们精神对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真理只有陌生，没有陈旧。陌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认识，不是说它过时。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只有深浅之分、只有圆满不圆满、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新旧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达到彻底解放、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和能力。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具足了圆融、智慧，充满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可以很好地同现代文明相结合。发挥出它的时代价值，并转化成一种现实的力量，让慈悲、智慧的精神通过教育、文化、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得以体现。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新鲜的东西，所以要努力让我们传统文化、佛教思想越学越有意思，越学越新鲜，一方面，要便于大众听到传统文化的声音；另一方面，让佛教的教义能够受到大众的喜闻乐见，让佛法的智慧能够真正利益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精神能够跟这个时代每个人的不同爱好、兴趣相结合，让具有规律性的文化元素、这些共性能够转变成大家都喜欢的个性化的东西。
　　佛教寺院作为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保留了诸多传统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这些生活理念和方式，本身就体现了禅的精神。通过传统法会、讲座交流、学术研讨、国际交流、音像展览以及现代传媒技术如动漫、影视、网络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稳妥地展开诸如关爱生命、慈善救济、心灵环保等为主题的佛教文化活动，大众就有机会来认识和了解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精神，达到净化身心、教育自我、增进道德、觉悟人生的目的，从而在现代社会树立一个积极健康的时尚新风。
　　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的本意，是要引导众生断除烦恼，获得快乐，得到解脱，解决人的生老病死等根本性问题，认识究竟生命的本义。现今时代，人们这方面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也是人们跨越了生存、生活两个基本阶段后，势必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三、超越对立，当下安心
　　慧能大师的著作《坛经》，两万多字，里面谈到慧能大师的出生、出家、悟道、说法等等，内容非常丰富。他从小没有读书，不识字，后来听到人念诵《金刚经》开悟，一直到参访五祖大师，然后五祖大师让他去舂米，随缘劳作，他都能够做到。最后他做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偈子，得到了五祖的印证。“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等等，《坛经》里的这些记载活灵活现。佛的思想、人的思想，有这样一种相应，人性和佛性的一种相应。慧能大师临终的时候还勉励弟子们：不要像世间上的凡夫俗子一样哭泣，应该要有智慧，应该要有佛教的大悲心，而不堕落到世间一般人的情感当中去。慧能大师的人生智慧就是禅的人生智慧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
　　透过这些日常生活、客观外境，透过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来说明人如何运用佛法的智慧、人间的智慧来驾驭命运，重塑人生的未来，让自己活得越来越有意义。“禅”能够有这种力量，也有这方面的做法，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效仿。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通过禅的智慧让自己的人生得到改变，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提升，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金刚经》中讲到“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就是说，我们如果心安住了，那就不起烦恼了。如果你心不能够安住，不能住在自己心所应该住的地方，那么你就会起烦恼，就要去降伏这些烦恼。
　　《坛经》里说：“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就是外境不能染浊自己的内心。《坛经》里又谈到：“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看到外境我们起分别心，打妄想，心就会乱。如果面对境界，内心能够专注，就是真定，就是一行三昧。唐朝的懒残禅师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水月无形，我常只宁，万法皆尔，本自无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唐朝无尽藏比丘尼说：“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宋朝的虚堂禅师说：“一重山了一重云，行尽天涯转苦辛。蓦劄归来屋里坐，落花啼鸟一般春。”
　　禅的人生智慧，不是一套说教，也不是一套理论，而是自己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实践出来的，参悟出来的，就是经过自己实证的一种经验。它是从超越烦恼、超越对立、超越痛苦、超越分别、超越价值对立当中获得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世间上有种种的纷争，就是因为有种种的对立。对立就是我们内心，心跟心的对立、心跟物的对立、自己跟他人的对立，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烦恼所引发的。烦恼的根源是自我中心，把五蕴和合假名安立的“我”当成了真实常一自主的“我”，由于执取自我，进而执取自我贪著的名色财食等身外之物，不仅生起贪瞋热恼，由此产生人我的种种分别对立。更在自他之间妄立种族、性别、地域、文化的高墙。儒家说大同世界，佛教讲“无我”、“不二”，就是消除对立。启发内心佛性的光明，则能克制烦恼习性的滋生，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消除以自我中心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身心的对立，自己与他人的对立。《坛经》里讲：“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佛法告诉我们，不一味执着于自身的感受，内心慈悲，以他为己，对他者的包容心、同情心才可能自然产生，才会真心诚意地善待和帮助他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自性圆满的力量，淡化、放下对外在事物的追求和执着。《楞严经》里说：“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坛经》说：“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只有真正停止了对外在事物的追求和执着，才能够超越种种痛苦、悲哀、焦虑，以及世间上由此所引发的种种纷争和冲突。烦恼的解脱与心灵的自由才可能最终实现。
　　实际上，无论是对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佛教都能帮助我们启迪人生的智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就是佛教传到了西方。”西方文化是通过宗教的组织、教会，以及教会所创办的各种基金会，公益慈善组织，来支撑一种宗教信仰的文化。基督教占很大的比重。20世纪60年代，佛教禅法被天主教神父葛兰汉、乔史顿等人引入西方，开创出“基督禅”，在宗教界、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回响。（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耶稣会士约翰斯顿(William Johnston,S.J.)在日本禅宗大师的指导和训练之下逐渐开始理解佛教，他们以棒喝迫使其脱离概念和想象直接经验到现实。他感到禅宗导师们的教导加深了其基督教祈祷的经验。并将这一佛教与基督教交流的成果表达在其著作《静止的点：禅宗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反思》(1970)和《基督教禅》(1971)中，并因此而名声大噪。我们欣喜地看到，佛教传入西方后，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宗教冲突，反而使西方固有的基督教具有更高的智慧和慈悲，淡化拘泥于宗教形式所带来的教派纷争和冲突，真正回到福音精神上来。
　　历史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感叹到：“与同为在轴心时代之后兴起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佛教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与文化中进行传播，而实际上大多数的宗教都倾向于保留其发源地的文化特性。我们还无法完全领悟佛教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秘诀。”（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实际上，这正是佛教文化不执成见、兼容并包、广纳一切智慧成果的开放心胸的具体展现。如圣天菩萨所说：“有智求胜德，亦爱他真理，日轮于地上，有目皆共睹。”（《四百论·破见品》）在佛陀看来，“一切法皆是佛法”（《金刚经》），世间的一切学问都是佛法深邃智慧的应机开显。正因如此，佛教通过跟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才能够不断地增益自身的光辉。
　　其实，儒释道三家都提倡一种融通和谐的精神。善于去吸收、接纳不同文化、异质文化，儒家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明儒王阳明提倡大人之说，大人者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传习录》）。老子早就领悟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样一个认识了宇宙真理和生命智慧的民族，它所具备的是超越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己私利的世界视野，必然会包容一切，圆融周遍。这是东西方文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以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文明非常注重物质的文化，鼓励人向外追求，但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则来源于人的内心，佛教讲“内明之学”，儒家讲“正心诚意”，道家讲“乘物以游心”，都是引导人向内追求，反省，自觉，自信。除了我们人的心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任何力量、任何的可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精神的本质。佛教可以说是一门内心的科学，和现代科学一样，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种全面深刻认识问题的精神。孙中山讲：“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爱因斯坦认为：“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宗教能够解答科学上提出来的疑问，这个宗教一定是佛教”。佛教和科学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我们既需要学习外在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需要传统文化的积淀，需要传统文化的精神在我们内心当中生根发芽，这样人在纷繁变幻的世界里才不会迷失。

四、不执是非，勤修正行
　　一种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民族是从不同的文化来体现的。文化是民族的标志，能够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特点、特征。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国家的富强，必然伴随文化的崛起。在现在这个时代，重树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实现文化自强，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涵养。
　　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价值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但是西方的文化价值，在中世纪的时候都是认为来自于神，人本身没有价值，现实生活中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这是西方文化在中世纪的一个说法。我们中国文化的价值则来于人的内心。以人内心的善恶为本，重视人的行为价值以及人本身的意义。来源于人的什么心呢？利他的心。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多知识、文化、经验，但是没有利他的心，不愿意去利益别人，就不能算是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涵养。我们在积累知识文化、提高能力的同时，内在的慈悲心、利他的心也能够得到增长，是很重要的。有了智慧以后才能够认识清楚自己，自我肯定、自我成长、自我提升，有了慈悲心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别人，善意地去认识别人、善意地和人交往，这是佛教慈悲的一种思想。反之，如果我们掌握了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不仅没有利他心，反而有害人的心，那么可能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讲，是不利的因素。所以，做到慈悲，就能够做到知己知人、知己知彼。这样在一个单位里，就不仅是一个领导在起作用，大家都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职、各尽其能，就能让一个单位、一个企业越做越好，同样也能够让一个社会越来越和谐。
　　如何来开发利他的心？儒家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论语》里谈到：“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我们要开发利他的心，体现和实现人生的价值，要靠自己的力量，通过修行，通过身心体验来实现人的价值。这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注重思辩，注重逻辑，它的知识结构可以说是为思辩而思辩；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思辩都是为了实践服务，为了实践而思辩。儒家谈“性善”、“人可以成为圣贤”，《坛经》云：“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迷人口说，智人心行”。迷惑的人只是嘴巴在说教，有智慧的人是内心在改变。佛法是心的境界，只有通过自己践行，才会有切身的体会和受用。所以达摩祖师《血脉论》讲：“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否则就像庞蕴居士所说的：“贪瞋不肯舍，徒劳读释经，看方不服药，病从何处轻？”（《庞居士语录》卷下）
　　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体会和验证禅的智慧，通过内心的改变、改善和发展，来影响、改善我们外在的行为。如果行为跟不上，则无法触及生命真正的改变，只会日益愚钝。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注意力，去深入认识自己的心，从而消除心与外在人、事、物，外在种种境界间的距离、障碍和隔阂。因为这些障碍的本质是一种烦恼，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心的思维体系，造成对外境的认识不清。我们需要用慈悲心去对待一切，用智慧去对待一切。如果我们能改变自己的心意，改变得快、彻底、究竟，那内心就会非常有力量。
　　圣贤之道，都是在内心中下手，在内心中用功。虚云大师《复明性法师书二则》有云：“凡一切应事接物，逆顺境缘，降伏此心。处众则温柔此心；临财则清廉此心。事上则忠诚此心，御下则宽和此心；待人则公平此心；分物则平等此心；乃至一切处，一切时，皆所以陶镕此心，炼磨此心，收摄此心，使其不得恣纵偏枯，贡高骄慢。若有一毫淘汰不净，则为魔障，无益于身，非所以学道也。切宜留心恪遵。”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事务、俗务当中，一些生活的习惯当中。心外求法，体会不到佛法的义涵。所以《坛经》里又谈到：“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道由心悟，岂在坐也？”虚云大师《复星洲桌义成居士书》云：“悟道不一定皆从静坐得来，古德在作务行动中悟道者，不可胜数。”永嘉大师《证道歌》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所有这些都是教导我们回归内心的觉悟，培养内心觉悟的力量。
　　实际上，坐禅也并非仅指“打坐”，《坛经》云：“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打坐、参禅，同样离不开心。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佛法的知见，行为能够跟佛法相应，那搬柴运水都是禅，都是在禅坐之中。佛法与世间法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学习、修行、做事是一体的，都跟人的动机、发心有关。眼睛、耳朵只能感受到外相，心才能感受到诸法的无常、变化、组合。用心听、用心看，用心做事，才能听出它的意思，看出它的内涵，才能体现出做一件事的价值。当我们的目的、方法，内在观照的力量，清楚分明，就是禅的体现。
　　那么做一项事业，发心就变得非常关键。发心是需要学习的，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发得起来的。我们可以将它分解为有系统、有次第的发心，对眼前每一天的人、事、物因缘发心、用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很认真地读书，很认真地工作，很认真地负责，坚持不懈地努力。不仅仅是我们的方法问题，更在于我们的实践问题——我们有没有真正去实践？
　　譬如，我们在大学里，如果真想好好读书，那么，大学里有很多有造诣、学术成就很高的老师、教授，也有很多图书——全国大学的图书馆都有很多图书，可能四年五年下来就能够学到很多。哪怕一年，都能够读到很多。如果一个人没有愿心，不想读书，那再好的环境、再好的老师、再好的教授、再好的条件，一样读不进去，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想要去好好读书。
　　反过来说，一滴水珠，只有放在浩瀚的大海里才不会干涸。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跟团体的生命、跟所有众生的生命连成一体，才会有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体现无穷无尽的人生价值。我们一旦有了高远的理想，在内心确立了这样利益他人、利益众生的菩提心的誓愿，内心就有无尽的力量，外在条件差一点也能安之如饴。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实际上，更好的生活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是精神世界的事情。苦乐都是人内心的一种感受。一个人物质条件富足，不等于他幸福快乐就多。更多的是能否从物欲中解脱出来，能否获得心灵上的喜悦和自在。实际上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物质是很少的，物质力量对我们的帮助非常有限，很快就能满足；但精神的力量——我们对精神领域的追求是永不满足、无有穷尽的。有不少人忘记了向内心开发宝藏，向精神领域去追求财富，反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转化为对外在物质财富的追求，这就造成本末倒置。就容易封闭在固执自我的小圈子里，做起事情常常感到细微琐碎，生活乏味无趣，孤单的生命既脆弱又苍白，人生呈现出茫然无从的状态。
　　所以在现今时代，树立起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让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思想与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就变得非常重要。让外在的物质、外在的力量，更好地帮助、辅助涵养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具备对社会，对众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帮助更多人有认清生命意义和得到快乐的机会，这才是健康、幸福的人生状态。

五、逆顺达观，解脱自在
　　禅宗初祖达摩大师的开示语录《二入四行论》（天顺本）里谈到：“若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对于佛法的悟入，途径很多，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从义理入，一种从行持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改真，凝心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义理上说，要藉由佛祖的言教去领悟成佛的宗旨，就是照着祖师大德的话去实践，才有可能达到“悟宗”。“行入者，所谓四行。……何等为四？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就是说从行持上悟入佛法的方法概括起来有四种。“云何第一报怨行者？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起多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遭遇到种种痛苦、逆境，能够真正地以德报怨，把它当成自己修行的境界，修心的境界，这样才不会落入世间凡夫的心态。“第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世间上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在缘起法上，我们就能够修行，就能够知道自己怎么面对，怎么来用心。“第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 有求皆苦，痛苦也好，快乐也好，都是人的一种情绪。无所求是要让我们在“受”的基础上做工夫，而不是在“苦”的基础上做功夫。能够把自己的“受”——感受把握住，外在的任何境界就不成什么问题。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态，内心很自在。“第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要符合佛法的标准，依照缘起性空之理，照法去行持。以六度化导众生而不取众生相，自利、利他。
　　僧璨大师的《信心铭》里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梦幻空华，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眠，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坛经》里谈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
　　对比东西方的文化，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思想结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佛学家，尤其是禅宗的祖师大德们，他们的思想、精神不是用逻辑、文字架构表达的。都是有意识的隐藏在语录里，文章里。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遮诠——不明显的表达。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悟，去超越音声文字本身，趣入它所指的内涵，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其内在的境界，并将这种内涵融会贯通，变为我们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体会与受用，否则我们只会在文字、名相上打转。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有首《琴诗》：“若言琴中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它所蕴含的引导我们去领悟“众缘和合、无自性”的境界，比我们去直接听这个琴声的意境就更高。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禅宗的精神，都是注重引导人心性的开发与觉悟的能力。通过悟来超越对立，超越事与理的对立，事与事、理与理的对立。这样自然而然，人的观念就放掉，执著就能放掉。
　　悟是一种境界，不同的人，他所悟到的境界也不一样。中国儒家，汉代学经讲究的方法是“我注六经”，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到了宋代，则能将自身的思想与经典融为一体，变为“六经注我”。佛教里讲“契理契机”，“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如果我们开显出内心自性的智慧，完全契入佛陀的见解、知见，那我们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佛法，既符合佛教的原理，同时又能符合众生的根机，符合众生的实际需求，带给人的利益就跟佛一样。别的宗教是不具备这种观点的。这就是东西方体验文化和非体验文化不同的地方。
　　所以，人要想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应当在精神追求方面下功夫，从内心中超越烦恼、痛苦、对立、分别。佛教能培养我们树立这种圆满的人格、智慧的思维方式和深刻思考的能力，同时又引导我们发起广大誓愿，建立终极的人生信仰、生命宗旨，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培养强大的自觉自律能力，在未来人生过程中去实践、参悟，将生命的目标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落实，自利利他。这就是禅的人生智慧。